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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法律规范构成了请求权基础。

2004年3月12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审议情况的报告进一步重申了有的（修改建议）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11]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

[2]Larry R. Baas, The Constitution as Symbol: The Interpersonal Sources of Meaning of a Secondary Symbo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No. 1（Feb，1979），pp. 101-120。我国宪法学的方法曾长期受到苏联宪法的影响，早期的宪法学体系明显地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这一学科的机械性延伸，如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国体、政体、阶级、革命、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用语。（三）从政治象征到法律规范 八二宪法的修改以五四宪法为基础，该宪法继受了苏联的宪法制度，同时其原理受苏联宪法学说，特别是斯大林的宪法观念的影响很大。[17]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3页。目前中国的主流政治观念并不排斥国外的制度经验，明确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

这种宪法理论研究可以称之为政治教义宪法学。因此，近年来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宪法如何在一般部门法领域发生规范效力，并结合具体的案件或者事例在一般法律问题中寻求宪法实施的迂回路径。然而，这种认识遮蔽了宪法通过规范国家权力来保障基本人权的核心价值和独特功能，⑧从根本上消解了宪法作为一种宪法的存在，并隐含着对其独立适用之可能性的否定，不应再继续坚持。

⑧宪法之所以成为最高法规范，乃因为其内容是以保障人类的自由权利不受任何国家权力之侵犯的规范为中心而构成的。因此，与通常强调贯彻国家意志的一般权力事务不同，国家资源管理内在地具有双重限制的属性，既防止个人垄断，避免资源开发的低效、无序、无度、不公。⑦在这种观念之下，宪法相当于抽象的概括民法或者说民法基本原则，民法则相当于具体的宪法或者说宪法的实施细则，宪法规范当然可以产生民法效果。比如，一块未被发现的油田，尽管其在公法意义上属于国家所有，但在其为某企业取得合法开采权之前，在民事意义上不归属于任何具体主体，我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以石油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为由直接主张和行使对这块油田的民法所有权。

(3)即使有上位法授权，其内容也不得违背宪法第9条第2款的实质性规定。这一认识，并不存在什么难以接受的逻辑障碍，尤其结合该条所处的体例位置——宪法总则而非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以及并未使用权利字样的客观表述来看，更是如此。

(43)当然，资源领域事务繁杂，法律的规定通常比较原则、笼统，在合法范围以内，管理部门还是拥有较宽泛的裁量权限和决策空间的。而公物是私法意义上的，既表征公共属性，也意味着对私人所有之排除。《世界自然宪章》、《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等重要国际文件也都重申了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确认，明确国家有按照自己的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而依据其他权力进行的资源干预与依据资源国家所有权进行的干预，在作用范围、行使条件、具体内容及目的功能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别。

(44)参见前引①，巩固文，第27页。相对于一般事务，资源领域国家主权的积极行使更需宪法的规范，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自然资源的价值天赋性。(46)从传统物权角度来看，似乎是公众侵犯了承包人的权利，实则未必。那么，国家可否拥有资源物，成立作为民事权利的资源物国家所有权呢？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区别使用概念的层次和语境。

另一方面，从中国社会整体尚处于现代化转型期，法治化程度有待提升，尤其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的现实来看，④解释的步子也要够大，不应过分拘泥于立法者原意和现实做法，尤其是实践中那些违背法理、实效不佳、应当被改革的做法。如果采取解释论，就必须受现行法的拘束。

宪法之作为‘自由的基础法，乃是其最高法规范性的实质性的根据，而这‘实质意义上的最高法规范性，构成了形式意义上的最高法规范性的基础，乃是真正支撑宪法之最高法规范性的所在。最后，从体例位置和立法意图来看，资源国家所有权是国家以公法手段支配公共财产的公权力。

林来梵：《针对国家享有的财产权——从比较法角度的一个考察》，《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第54页以下。⑩详可参见赵世义：《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与制约》，《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第7页以下。(40)当然，除此之外，不违法、不影响他人权利、不危害公共安全、不违背公序良俗、不危害社会利益等任何正常权利行使都须遵循的约束，更是资源利用限制的应有之义。关于何为合理，宪法有关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不得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等规定已反向划出了边界，在此范围内，须结合各种因素具体判断。就资源国家所有权这种抽象全民之于公共财产的支配权而言，由于全民的抽象性，其对自然资源的支配意志只能通过作为全民意志载体的法律来形成和体现，通过国家机关的依法管理来贯彻落实，具有明显的公权性和间接性，从而与所有人直接通过民事法律行为来表达自我意志、以不具有强制力的私权手段支配标的物的民法所有权产生重大差别，并衍生出几乎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效果。对于国家专有的战略资源，权利获取时是否有偿并不重要，但收益必须主要甚至全部上缴国库，用于公益事业和公共支出，由全民共享。

从资源利用的流程来看，国家所有权的基本内容可分为分配和管制两大部分。满足公众的习惯性利用是公共资源承载的基本公益职能，不能为某种经济性资源利用权所吸收或转移，反而正是该类权利合理行使所应当承担的义务。

(12)八二宪法的通过本身并没有当然剥夺普通公民的资源利用权。(48)这些公共法人一经设立，在民法上即具有独立法律人格，可以使用和处分相关财产并承担义务责任。

(2)权利人对资源物的支配利用受法律保护，但专属性、排他效力和可处分性不尽相同：有些具有专属性，可以排他和转让，物权色彩浓厚，如采矿权、林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15)参见上引韩大元书，第184页。

前引(8)，芦部信喜书，第96页以下。当然，如果某些资源在时空和功能上具有特定性，长期为某些社会成员利用，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习惯权利色彩，如某村对毗邻山林的使用，则这些成员在利用上可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具体须结合历史、文化等综合判断)，但并不意味着专属所有和绝对排他。既然欲做私权而不得，就只能从公权的角度去理解，⑥这是公权说得以提出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存在的最现实理由。(48)公共法人的内涵、外延与公法人或公法法人多有重叠，但不完全等同。

(6)利用冲突的解决，如工业用水与家庭用水、养殖用海与公益事业用海。有学者认识到第9条第2款的重要作用，主张将之视为规制条款或国家环保义务条款，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有无为公共法人控制的事实。但考虑到效率、公平、环保以及管理成本等因素，尤其是现代社会各类资源普遍稀缺的实际状况，通过有偿使用发挥刺激利用效率、公平分配收益、减少不当利用、平衡管理成本等功能，未尝不可，但一不能绝对化，二不以营利为目的，三要区别对待、因地制宜。

一般认为，宪法财产权是一种人权性质的公权，是防御国家侵犯的消极权利，体现的是个人取得民事财产权的资格。(39)这并不意味着只能自用而不能转让获利，如渔民捕鱼、山民采药、猎人捕猎、牧民放牧等，通过转让资源产品获得其他生活品是其基本生存方式，只要不过量，没有明显暴利，均属合理。

(二)行政执行 从国家权力分工来看，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另外，资源实践中不乏一些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片面强调经济效益而把重要公共资源交给私人垄断利用和经营，导致公众丧失合理利用权的情形，也是需要司法加以审查和纠正的。事实上，公共法人的财产支配要受到国家或其上级的控制和影响。从自然资源的天赐来源和公共本质来说，作为全民之一分子的社会成员对其进行利用具有天然正当性，一般不须有偿。

一种财产，无论在名义上或观念上被认为多么重要，如果不能与利用者建立起实在且相对独立的权属关系，就不会受到珍惜利用和谨慎对待。(一)立法主导 立法是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主要行使方式。

同时，该款也意味着国家不能怠于行使立法权，放任自然资源遭受侵占、破坏。参见张翔：《国家所有权的具体内容有待立法形成》，《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第62页。

对于这样一个以陈述句形式呈现、没有任何条件假设的绝对化表述，只有从公权角度才能得到合理解释。(27)而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只能是作为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的集合、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因而居于优越地位的主权国家，而非被假设为全民之一员、与普通民事主体地位平等的民事国家。